胡宗宪是个文官，众所周知他应该算是个奸臣，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因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在明朝，由于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历代武将藩镇跋扈而威胁中央政权的经验，对有才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向来是无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团来担任统领军队、镇守边疆乃至指挥作战的职责。外行去导内行，必然使大家都变成外行，这便是所谓的儒将。所以至嘉靖年间，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过还是有少数能胜任合格的，如后来的谭纶和袁祟焕等，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胡宗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先为巡按御史，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扬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国内有关于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自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当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对倭寇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时，日本与中国关系尚为密切，双方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宋灭亡后，日本拒绝臣服元帝国，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启用原南宋海将范文虎等人，组织了由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构成的混合兵团远征日本，两次远征都毁于风暴，至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直至明朝建立后，由于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极后的头几年对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的袭击，朱元璋与当时的日本将军还打过几次嘴仗，吓唬曰"……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甚至真摆起起兵远征日本的架式，而后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等等云云（见【明史】）。朱元璋时代的明朝虽说煞气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见得比当年的忽必烈强，没有取胜的把握，且当时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国更具威胁，因而虽然很生气，终未对日本动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时于沿海大肆筑城整饬海防，并在福建、广东造战舰三百多艘，招兵5万8千余人，准备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日本人也十分乖觉，见状遂向明示好，并遣史朝贡。朱元璋也并非真打算对日本来真格的，见海患暂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规模剿杀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则远征漠北，在南则打造舰队远下西洋，正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还受朱棣册封所谓"日本国王"，并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暂时获得了平安。当然，这个中日两国有史以来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郑和舰队第七次从西洋回国后，中国发生了一件令后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为强盛时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舰队和销毁所有航海日志等资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过这个件事是另一个题目，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就不再多说了。永乐十七年时，数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辽东，中途遭都督刘义荣军队的伏击，被斩742人，降857人。这标志着倭患重现，至此倭寇又开始了对中国漫长海岸线长达百余年的进犯。当然，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无关系的。

　　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这点中国人自己吹嘘的不算，要洋鬼子说的才作数，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像他对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Sailan)，有的来自小爪哇（Javatheless），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tartary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Aragon)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Alessandria）、佛兰芒的布鲁格（Bruge）;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当时明朝中国要退回去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不过此时，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尚未拉得很开，咱们的大明朝，世界上尚未出现可以轰开其国门的势力。然而绵延数千里海岸线是不可能禁锢的住的。明政府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冒险的队伍。他们常常在明政府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发展到后来，每天游荡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大小船只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海上武装中，没有法律制约，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从事的营生也不可能仅限于走私一项，这不可必免地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主，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海盗集团的首领。为了在与明政府海防军的冲突中能占上风，他们往往与战斗力极强的来自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联合。因为明军一贯对倭寇畏惧的缘故，故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与他们的日本同伴着同样的装束，以威慑明军；另一种说法说，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为能迷惑明政府而不至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这便是明朝中叶的"倭寇"的来历，它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时期的纯粹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海寇，其名为"倭"，但实际上一支倭寇部队里，约占七成的是中国人。这已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海盗了，普通海盗所到一地，呼啸而来，掠掳一尽后呼啸而去，而倭寇除了掠掳外，还袭击州府，围攻城池，甚至组织生产作长居久计，直接威胁到明政府的安全，所以称之为"盗"也不尽然，称之为"寇"比较贴切。

　　大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蹒跚走到它的中晚年了，拥有号称200万常备军每年消耗巨大军费的大明国防军，其实武备松驰，装备陈旧破烂，组织松散，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并且由于政治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备成为不可能，所以实际上这支遍布全国的庞大军队，其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比田间耕作的乡农强不了多少。长期以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在与数量少得可怜的倭寇小分队作战时，频频被击溃，而后相互挤踏而死。倭寇之酷，摘【明史】上的一段记录可作为形容："……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这段故事很著名，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

　　在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要把他们的事迹一一都作个介绍无疑是件很费力的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而我们的胡宗宪胡总督，他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印象中台湾有部小说《草莽英雄》便是描述徐海等海寇头子的事迹，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对他们不陌生。这些个在胡总督那个时代大大有名的倭寇首领，便都是中国人。起初不论是中国籍的海寇还是日本浪人，他们在小单位作战时组织严明，等级森严，采取日本军队的组织方式，无异于日本职业军队。从大处而言，他们又似乎是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和明确的目的。不过从后来汪直、徐海等首领轻易接受招安的表现来看，他们或许还有些长远点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通过与明政府军的作战来迫使明政府改变政策开放海禁，或者逼促明廷招安，并且让他们中的大首领如汪直、徐海等人成为中国军队的将领，这无疑比亡命海上、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有诱惑力。

　　是年，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老契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他是个衰人，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搞，还争着攘这个磁器活，冲着的就是手里有胡宗宪这个金刚钻，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遂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对倭寇也非一味蛮剿，在外交上也作过了些努力，曾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日本正闹内乱，大概也就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正在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吧，中国自来外交上就是稀里胡涂的，根本不着其门，是以在外交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对汪直颇为猜忌，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着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代的诸倭寇的巢穴再说。其实这事如果明廷能处理的好，或许就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就很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这本非难事，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传统，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国家支柱，朝廷干臣，如宋时的名将扬再兴，明末的郑芝龙，清末的丁汝昌等等。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很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终明一代，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无不比前朝更加保守、落后。对内实施保守陈旧的统治，对外妄自尊大，自居天朝。在同时代的欧洲人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海上争霸的时候，举国的知识分子仍埋头八股，皓首穷经，浑不知天地方圆。可以说，明与南宋虽同为封建王权，但在各方面都多有不逮。儒生士大夫们在思想上的保守与偏执已达到了历史上最顽固的程度。禁海令便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体现，在郑和最后一次从西洋回国后，儒生们便急不可耐地将船队的航海日志和船长日记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搜缴焚毁，以防以后再有人看到，效防这种有违圣贤之道的无谓的冒险活动。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心声：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因而解除禁海令开放海上贸易，无疑将摧毁士大夫们苦心经营百年的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果可预料的是将冲击整个文化和道德价值上的秩序。并且因外势力的武力威胁而改变一项重要的国策，在本朝还尚无先例。在这种背景下，汪直等人以区区海寇之身，就想让超级大恐龙（新人类语，反应迟钝之意）般的明政府改变禁海令这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所想未免天真了。

　　胡宗宪得到兵部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限，便意味着他可以有着很大的空间以实施他的对敌计划而不受过多的干涉，不过在他后来对倭寇所实施的一系列神乎其技般的连环计里，有一个人的作用是不能不提一下的，那便是胡宗宪的幕僚，吴越的大才子的徐渭，浙江山阴（绍兴）人，字文长，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集书法家、画家、诗人、剧作家与一身。此人声名极大，远甚他的主官胡总督。他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我们所熟识的古代许多大腕都是徐渭的崇拜者，如郑板桥甚至自称愿做"青藤（徐渭）门下走狗"，汤显祖称："安得生致徐文长，自拔其舌"，齐白石则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在吴越一代颇多关于他种种机智诙谐的传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是个汉族版的阿凡提。但是徐大才子亦精通兵法，就较鲜为人知了。自古绍兴师爷的名声满天下，徐渭便是绍兴师爷中的佼佼者。